1. 研究目的与意义
（1）社会背景及意义
持续了三十余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的生育率大幅下降，降低了我国人口增速。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13年，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2%逐年降低到4.92%，人口出生率由18.25%下降至12.08%。自从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由191年的5.44下降到1980年的2.70；之后80年代的生育率维持在2.5左右[1]进入90年代后妇女生育水平降低并最终稳定在1.7-1.75[2].持续下降的生育率引发了年轻人口比例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放缓等一系列令人瞩目的问题，中国社会发展也将面临从“人口福利”到“人口老龄化”的断崖式转变。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加峻。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达8.9%，较之2000年上升了2.9% 。预计至2033年，我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可能达到2.6亿。“银发潮”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文化精神等产生重要影响。在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形势下，计划生育政策终于得到了调整。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国内学者对二胎实施效果是否显著，影响二胎生育意愿的因素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研究。国家卫计委（2017）表示，2013年以前，二孩出生数占全年出生人口的比例始终保持在30%左右；2014、2015年提升幅度就比较明显，到2016年，二孩及以上占比达45%，人口政策变革的三年里，二孩生育数占全年出生人口数提高了十几个百分点。可见，政策因素对生育率是有显著影响的。但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2016年符合二孩生育的夫妻有9000万对，但新增出生人口数为1786万人，仅占全部符合条件二孩夫妇数的1.5%左右。可见政策效应未达到预期目标。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2015年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因为经济负担、太费精力和无人看护而不愿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家庭分别占到74.5%、61.1%、60.5%。显而易见经济负担已然是影响二孩政策落地的主要原因。
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1）研究内容与写作提纲
本题在理论研究中集中归纳了经济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首先描述我国目前的生育政策和人口现状，其次在阐述国内外研究成果之后，介绍了本文研究的人口生育率变动影响因素；在实证研究中，需要具体给出经济因素对我国二孩生育率的影响机制，仍需要针对我国目前的生育状况，对二孩生育率及其具体影响因素的核心指标以及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具体的实证分析中：被解释变量，生二孩的概率。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生育率变动理论是现代西方人口理论的核心，西方学者在进行生育率的宏观分析时，从社会经济总体的城市化、现代化角度分析生育率的变动，建立起了因素（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伊斯特林(1985)等人认为，生育率转变理论的核心是现代化因素，他们所持观点的支撑理由主要是：城市化促进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从而会冲击传统婚育观念；同时就业竞争和生活不安定会促使进城人口推迟婚育年龄；人们脱离乡村转变到城市生活比较容易接受生育控制等。
从社会学角度分析, R弗里德曼在《生育率下降理论》(1979)中认为生育率下降还存在文化背景的制约和促进因素，在妇女地位低下、缺乏教育和几乎完全隔离的社会里，生育率往往偏高；相反,妇女地位和教育水平较高，并积极参与劳动和社会经济活动，则有利于推行避孕等生育控制方法，生育率往往比较低。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文化因素影响人们对孩子的需求和接受生育控制的意愿。
20 世纪末最流行的现代西方生育率理论——“中间变量理论”，是现代西方生育率变量理论的主流[3]。20 世纪 50 年代中叶，美国人口学家 K戴维斯(Kingsley Davise)和 J布莱克(JBlake)(1956)在《社会结构和生育率:一种分析框架》最先论述了影响生育率的“中间变量”。他们指出，人们的生育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交配、怀孕和分娩。社会经济因素通过中间变量影响生育过程和生育率。他们提出了影响生育率的 11 个中间变量，如避孕、初婚年龄、绝育等对生育率变动起最直接的影响作用，通过实证分析建立了社会经济因素、中间变量系统和生育率之间的路径关系如图：
| 社会经济因素 |
| 中间变量 |
| 生育率 |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西方生育率理论对研究我国各省区间生育率差异有借鉴意义。中国近30多年的生育率下降是计划生育政策和非政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我国曾在各个省区之间实行相同的几乎生育政策，但根据2010年的全国普查数据显示，全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15，21个省区的总和生育率在1.0-1.5之间，而综合生育率在1.5之上的省区有2个，在1.0之下的省区有8个。北京、天津和上海的总和生育率为0.68 、0.79、0.80，而广西、贵州的总和生育率为1.67、1.56，可见广西的总和生育率约为北京的2.4倍。这说明即使全国实行无差别的计划生育政策，各地区的生育率显著不同。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生育率持续下降，除了与实行30多的计划生育政策相关，还受一些非政策因素如经济、社会文化、教育水平和避孕节孕状况的影响。
国内学者将非政策因素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抚养负担的加剧和生育意愿的改变。其中参与研究的经济指标主要有，人均GDP，物价指数，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地区生产总值，城乡消费支出比值和人口城市化水平等。第二类是社会保障水平，其中主要包括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比，养老保障水平等影响因素。第三类是区域家庭人口特征，比如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初中以上受教育地人口比重，女性受教育程度，平均受教育年限性别比等因素。付崇辉[4]（2012）在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分析中指出，人口城市化。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等社会因素将使中国维持低生育水平。张爱婷、杜跃平[5]（2006）依据西方生育率变动理论，使用武安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省区截面数据，采用路径分析法对影响生育率的非政策因素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目前对生育率直接效应最大的非政策因素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同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通过影响教育因素，避孕节育率间接对总和生育率产生影响。王国军[6]（2016）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对人口出生率的区域差异性研究中发现，剔除计划生育政策，社会保障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为负，而人口出生率与经济发展变量（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存在比较明显的地区差异。潘云华[7]（2011）在探究家庭经济因素对生育率下降的具体影响时得出，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尽管家庭收入在持续增长，但养育孩子的成本持续上升，养育子女的预期效用呈下降趋势，最后导致家庭对子女的需求也下降。侯佳伟[8]（2014）在对人口生育意愿的变迁的理论分析中发现，生育意愿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下降，但下降到一定程度后会保持稳定。康意[9]（2013）从社会保障对人口出生率影响的角度进行探究，利用1989-2010年我国社会保障水平与人口出生率的数据，尽力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模型显示，人口出生率与社会保障水平呈负相关，并在社会保障水平不变的前提下，人口出生率长逐年下降的的趋势。
4. 计划与进度安排
（1）研究计划
①我国目前的生育政策和人口现状
②阐述国内外研究成果，梳理经济因素及其他非政策因素对生育率的作用路径
5. 参考文献
[1]姚新武.中国生育数据集[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5
[2]王金营.1990~2000年中国妇女生育模式及其生育水平估计[J].中国人口科学，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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