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何以燎原——法国黄马甲运动议题构建和扩散开题报告

一、有关黄马甲运动的研究现状

结合有关的文献资料整理，在此将黄马甲起始时间定于2018年11月17日,根据在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时数据，黄马甲运动所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在法国实际得票率不足0.6%，这足以说明此次运动已经失去了群体性的概念。因此，实际研究内容是从公认的起始时间至2019年五月。

（一）国外对黄马甲运动的研究

国外目前对“黄马甲”运动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基础的资料整理和汇编，如罗亚尔在《Gilets Jaunes抗议：没有第三方支持的动员》分析从2018年11月中旬开始一直持续到2019年，人们在法国各地进行了动员，参加了一些马甲青年运动的活动。抗议者最初来自主要是农村和半城市地区，抗议者使用了传统和创新的动作手段，例如集会，示威，占领公共和私人场所或在线行动。在对抗议者的压倒性支持下，尽管大规模部署了执法人员，撤消了一些有争议的政策或采取了新的社会，经济和财政政策措施，但公共当局仍在努力遏制他们。

第二个层面是从法国政治角度进行的整理分析，如EO Obichkina在《Political Crisis in France: lt;Gilets Jaunesgt;and the End of the #171;First Period#187; of the Emmanuel Macron’s Governance》这篇文章分析了法国当前的政治危机，最显着的表现是“背心”（黄背心）运动。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这种可以称为“消费者民主”的模式已经失败。习惯于依靠“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的现代资本主义“继子”，一贯拒绝接受精英人士应对危机的新自由主义方法。政府的回应与撤销了引发运动和“全国大辩论”的法律，导致“背心”的活动相对减少，但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为即将到来的欧洲大选做准备，可以借此机会表达他们对总统的不满，并在选举渠道中返回民间抗议活动。“黄背心”运动几乎没有任何政治前途。

第三个阶段是对“黄马甲运动”运动中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集体行动深入探讨与反思。其中Lola Girerd和Frdrique Anne Ray在《“Free” Not to Engage: Neoliberal Ideology and Collective Action. The Case of the Yellow Vest Movement》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可，包括诸如个人责任感和享乐主义之类的信念和价值观，与参与黄背心运动负相关进行研究。得到大多数黄马甲运动的不满都对系统造成挑战。参与者越多赞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对中下阶层的不平等感越少，面对这种不平等感越愤怒，他们对黄背心的认同就越少，以不同方式衡量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并在支持青年运动的参与者样本中复制了对运动的参与。

（二）国内对黄马甲运动的研究

国内对黄马甲的研究有慕阳子从法国内部视角出发认为“黄马甲”运动经历了抗议加征燃油税、抗议社会不公和抗议现行民主制度三个阶段，其背后原因有：法国经济长期疲软和高福利政策难以继。张骥提出“黄马甲”运动背后的三组矛盾，即高福利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法国政治结构的失衡矛盾、国家政治与全球治理的矛盾，他进一步提出运动将使马克龙的积极进取外交受到制约，使法国谋求欧盟领导地位的努力受影响，使法国国家形象受损。郑若麟认为“黄马甲”运动有革命性的一面，其参与者主要是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的中产阶级和下层群众，他们反对政权、媒体和资本三大权力，聚焦反全球化，未来黄马甲将被不断镇压和反复出现等。

此外还有将研究视角超越法国本身的，如卜永光认为运动折射出民粹主义浪潮中精英与大众对立带来的社会联结困境，提出运动及其背后的西方社会分裂和政治失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对抗与分治”的治理体系演化和变异的结果，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危机。许振洲通过对比分析“黄马甲”运动和 1968 年的“五月风暴”，深入探讨现代西方代议制民主和精英政治的危机，并提出“黄马甲”运动是否标志着代议制民主的补充乃至替代，仍有待观察等。

二、国内群体性事件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群体性事件研究有张洪波从网络社会背景出发，对群体性事件的演变机理进行研究，发现网络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机理是快速“情绪感染——群体极化——马太效应” 的线性过程，民众的观点和态度在情绪感染和利益波及下开展交流互通网络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既有正常的作用机理，也有异常因素介入导致变异机理开始启动并影响事件的发展，其中符号化认知和传播异化是最具代表性的两种异常因素。侯俊东和肖人彬从网络舆情角度入手，分析其结构逆转的内在机理与现实表征，研究发现群体性事件本身、社会成员、意见领袖、传播媒体、涉事政府等主体的交互触发会影响政府公共决策的控制能力，且与政府公信力共同导致了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结构逆转，驱动力量由“精英主导”向“大众交互”转变；互动模式由“线性模式”向“循环模式”转变。

此外，对于群体性事件引导的研究有陈秋芸根据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以网络舆情的发生、发展和消退的时间节点为抓手，采取事前建立预警机制; 事中整合力量积极引导网络舆情; 事后建立引导策略，以期提高全媒体时代下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引导水平。蒋昕昊提出在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引导的多元治理体系中，政府、事件直接相关方、媒体组织、意见领袖是最重要的引导主体，多元主体应强化沟通、协同治理。

三、国内议题建构—扩散的相关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议题建构与扩散的研究有李海莲论述微博时代话语结构的变迁以及在此基础上促成的微博议题建构功能的实现，深入分析了微博的传播信息传播机制、舆论引导机制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了微博传播在公共事件中的表现及其对公共事件走向的影响。余梦珑从对社会化媒体中公共议题构建与传播主体的分析出发，具体阐释了政府、媒体、公众与意见领袖在议题构建过程中的主体特点及议题类型；并基于不同的议题主体、议题流向、议题类型探讨社会化媒体中公共议题的生成方式与路径，包括原生型的公共议题到公共议题，次生型的私人议题、边缘议题到公共议题这三种情况。

而王晓璐通过对日常的自然现象雾霾进行研究分析，论述了新媒体语境下雾疆议题的集成与主张，表达与扩散，竞争与合法化这样的建构阶段，并且总结分析了新的传播平台中新、旧媒体在雾靈议题建构过程中的合为协同性，探讨其如何从一个简单的气象名词变成公众关注的公共议题，又如何被提出通过什么方式扩大影响力而成为被公众所接受议题的。